本文发★表之时正值CITES CoP19在巴拿马召开之际，这篇报道发表之时又恰逢大会ξ闭幕之日。冗长的会议时间，严峻的新冠ζ 疫情，繁多的会议议题，不分昼夜的『艰苦谈判，中国代表团克服了◇一系列困难，超额完成了预期任务。谨以此文︽表达对战斗在履约谈判前线同事们的敬意，也期望中国的CITES履约工作不忘初心，乘势而上，取得更大成绩。
在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，各国达成保护╲野生动植物种，规范濒危物种国际贸易的行动共识。1973年3月3日，21个国家在美国签署了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（CITES），旨在』保护野生动物和植物物种不致由于国际贸易而遭到过度开发利用。目前，CITES 有184个缔约方，有超过38700个物种被列入CITES附录受到保护而免受国际贸易的过度影响，其中包括 5950种动物和32800种植物。作为全球最早生效的多边环境协定，CITES公约文本对受保护物种贸易规定、缔约国责任、组织机构设置等方面做了明确表述，对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具有很强的约束力，被认为是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最有力的国际条约之一。公约文本第九条明确指出，缔约国应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科学机构，科学机构负责向管理机构提供科学咨询意见，管理机构代表缔约国核发野生动植→物进出口许可证。
中国是 CITES 的第63个缔约方，1981年4月8日CITES 对我国正式生效。1982年，国务院批准在中国科学院设立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动植物种科学研究组”，作为我国CITES的科学机构；在原林业部设立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”（简称“国家濒管办”），作为我国CITES的管理机构。1988年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动植物种科学研究组”更名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”（简称“国家濒科委”）。国家濒科委成立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。在这40年的时ぷ间里，国家濒科委与政府主管部门、相关国家履约机构、CITES 公约组织、国际科学机构和∩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广泛而密切的合作。几代科学家兢兢业业、无私奉献在科学履约第一线，为我国的濒危野生物种科学研究、野生动植物保护实践、野生动植物种贸易管理及履约能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充分发挥了国家濒科委科学决策、科学评估、科学建议和科学支撑的作用。
基于国家濒科委履约工作实践，由魏辅文院士领导的国家濒科委管理团队撰写的文章▲“论々缔约方科学机构在履行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中的作用”于2022年11月在《中国科学院◥院刊》发表。文章从科学研究、履约事务和管理工作三个方面归纳了科学机构的主要工作，认为科学机构可以在为履约提供科学基础，加强公约合作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并在加强物种科学研究、促进公约协同增效、深化国际合作、加强专家团队建设和物种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展望。
